明重意境   清讲“意头”

—— 浅说明清彩绘瓷器绘画的思想性

    瓷器的烧造，可以上朔到３５００年前的商周时期。宋元以前，文人士大夫推崇的是“似冰类玉”的单色釉瓷器，这种审美的取向，主要受儒家学说思想的影响，儒家思想宣扬的“谦逊平和，不事喧张”的君子之风，在釉色温润如玉的单色釉瓷器上得到体现，故宋五大名窑“汝、官、哥、钧、定”瓷器，备受文人雅士的极力推崇与赞美。

    而到了明清两代，彩绘瓷器在绘画手法和思想内容的表现上，明代突出的是绘画“意境”的表现，而清代则体现在绘画内容的“吉祥祝福”的好“意头”上。

    明代瓷器绘画，深受当时画风和社会习俗的影响。明代画风主要还是“文人画”的特性，尤其是明代早期，绘画意境“孤高、空旷、宁静”。瓷器绘画的手法采用“一笔法”即绘画用一枝笔饱醮彩料一笔勾画出所画的形象，这种表现手法，大多是物象“写意”的造形，绘画内容逸笔草草却栩栩如生，生动活泼，时代气息跃现瓷上。

    明永乐、宣德时期所使用的彩料是产于波斯的“苏离麻青”青花钴料，这种钴料含铁量较高，烧成的青花效果“深沉浓艳”，有一种“雄浑厚重，动人心魄”的视觉冲击力。永、宣时期绘画题材除了传统的缠枝花卉、折枝花卉和鸟兽鱼虫外，还有表现“汹涌澎湃的浩瀚大海和遨游九天的神猛苍龙”，形象画面艺术效果十分突出，反映郑和七下西洋的豪迈壮举与时代的兴旺发达。

    明代中期，瓷绘题材多样，所表现的文人高士，形象高雅，绘画采用简笔写意、形象概括却衣带飘逸，举手投足却优雅灵动，绘画形象思想内容含蓄，画面意境深远，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。人物题材的绘画主要有“竹林七贤”、“亭榭人物”、“群仙道会”、“田园婴戏”、“王羲之爱兰”、“陶渊明爱菊”、“周敦颐爱莲”、“林和靖爱梅”等。

    明嘉靖、万历时期的瓷器，特别是官窑瓷器，有一种浓厚的宗教倾向，无论官窑还是民窑瓷器上都充满道教信仰的内容。最常见的是反映八仙人物故事的题材，另外还有八卦、云鹤等题材作品。

    明代后期，此时的人物形象带有“飘拂物外”的“梦幻”特征，这是人们对兵荒马乱年代的无奈哀叹，还有不少反映反抗情绪的绘画，如在瓷器上画“猴子”、“螃蟹”等题材，借以讽刺横行霸道的九千岁魏忠贤和“东厂、西厂”的特务们。

    明万历三十六年，景德镇御器厂官窑瓷器停止烧造，宫廷所需的瓷器采取了“官搭民烧”的办法，瓷器烧造空前繁荣。此时彩绘瓷器的绘画主要受画家陈洪绶和当时版画、年画的风格影响，绘画为工兼写意的“小写意”特点，雅俗共赏。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特别喜欢中国的瓷器，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、古典历史人物故事题材的彩绘瓷器，以及神话人物、历史人物、战争场面、爱情故事等题材的绘画甚为喜欢。正因如此，中国的瓷器真正走向世界，征服傲慢的欧洲贵族。“中国”、“瓷器”的英文单词“ＣＨＩＮＡ”由此时确认。

    明代后期，青花钴料采用“石子青”和“珠明料”。石子青发色灰暗，但产于云南的“珠明料”则颜色华丽鲜艳，娇翠湛蓝，使用“珠明料”绘画，真正达到了“墨分五色”的笔墨效果和色彩效果。崇祯时期，生产了大量以“珠明料”绘画的精美瓷器，这批瓷器造型独特、胎质缜密、釉质坚硬、色彩艳丽、绘画华美、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。

    明代灭亡，进入清代，但景德镇瓷器还摆脱不了明代遗风，瓷器绘画从“八大山人”的画风得到了启示，突出“横抹竖抹总是情、墨点不多泪点多”的思想境界。

    顺治时期，瓷器绘画流行“玲珑石、孤独日、回头鸟”和“携琴访友”、“望江倚杖”、“渭河独钓”等题材，所绘的小鸟，无论栖息的还是飞动的，都必有“回头向后看”的姿势，细品起来，一曲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哀吟在耳中回响。

    雍正后期起，彩绘瓷器绘画注重思想意境的风格逐渐被“画必有意，意必吉祥”的绘画风格所替代。绘画风格转变的主要原因，是“文字狱”的盛行。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出具的“维民所止”考试题目，被人告发“维止”二字，影射“去雍正二字之首”，意指“砍掉雍正皇帝的头”而惨遭全家抄斩的命运。“文字狱”的凌厉，使画工们“小心谨慎”，以免步查主考官的后尘。从那时起，写意手法的绘画少见了，而讲究工整对称的图案画和工笔花鸟画多起来。绘画的内容多是老百姓喜闻乐见和寓意吉祥好意头的题材。画一个银定配上一支毛笔、一根如意，寓意“必定如意”；画一个公鸡在鸡冠花下，寓意“官上加官”；画两只“鹌鹑”在树木下啄食，寓意“安居乐业”；画几个桃子长在树上，五只蝙蝠在海水上翻飞，寓意“寿山福海，福寿康宁”；画五个小孩爬树，寓意“五子登科”；画一个猴子骑在马背上，寓意“马上封候”等等，所表现人物题材的瓷器绘画，再没有明代时期那种高雅的气质了。（沈灿明）